1999年6月30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时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这段话，不仅指明了国史研究的任务，并且揭示了国史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史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新中国的建立不再是王朝的更迭，不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统治集团的权利更迭，而是标志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当家作主人的时代的到来。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发展巩固的历史；展望新中国的明天，将是由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迈进的光明前途。因此，我们今天研究、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不再是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的简单延续，而是一部全新的史书。同样，国史研究的目的也绝不只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虽然我们也可以说国史研究的目的是“存史、资政、育人”，但我们和中国古代史官机械地记言、记行不同，我们存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资的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政，育的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新人。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他认为，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这段历史，可以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为我们研究国史指明了方向和目的。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不仅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更由于中国在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那场严峻考验后，仍旧岿然不动并继续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她的历史和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全面总结和研究她的发展历史与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也将产生广泛的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认真关注现实问题。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而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与现实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我们只有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加强对党和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一国两制”问题，以及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等等。那样，我们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认识上的偏差也会少得多，所得出的结论就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二，在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同时，应运用这一科学理论分析总结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深入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和遭受大小挫折的原因，深化我们对这些科学理论的认识，为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提供思想素材。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关于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抱怨。我们应该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理论的研究和概括，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发挥国史研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战斗和宣传作用。在力求客观真实地记述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和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光辉成就的同时，要对社会上的一些有意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言论进行批驳，对误传的史实予以澄清，以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促进全党和全国的思想统一。我们还要特别加强国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使之走出书斋，成为武装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
现在出版的一些国史方面的书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山会海”。往往是反映上层领导机关的情况多，反映地方的情况少；写会议写决议写领导同志讲话多，写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情况少；写领袖等上层人物的活动多，写广大人民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少。这样的史书难以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实际也是研究与现实脱节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国史稿，决不能只是中央的决策，而应该是部门史和地方史精华的有机融合，是领导决策和群众实践密切结合的历史。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特别是广大群众都熟悉当代历史的发展情况，从群众中搜集史料，或者是向某具体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核实情况，再经过史学工作者的综合、升华，这样写出的历史才会是真实、生动、可信、可读的。这是当代史研究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
